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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福建省各级机关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

　　让“抛荒地”变“希望田”

　　同心用情奋力书写保耕护粮“机关答卷”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部署要求，2022年以来，福建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倡议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发动全省各级机关自愿认筹认种抛荒农田耕地，以实际行动保障粮食安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奋力书写保耕护粮的“机关答卷”。省委充分肯定全省机关开展的“我在乡间有亩田”活动取得的初步成效，要求认真总结宣传经验做法，推动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截止目前，全省各级机关党员干部职工，认种抛荒地2.89万亩，认筹资金1683.8万元，其中省直机关认筹认种近3000亩。一片片抛荒地在复垦精耕中渐苏醒、复盘活，蝶变为种满水稻、甘薯、马铃薯、玉米等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希望田”。

　　站位全局，保耕护粮有力有效

　　粮食安全，一头连着国家战略，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粮食安全问题，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要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022年4月15日，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求“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中央有号令，省委有部署，机关有行动！机关党建如何更有效融入全省工作大局，在服务经济发展、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第一方阵”走在前、作表率作用？省直机关工委班子始终在思考、谋划机关党建与全局工作深度融合的结合点和工作抓手。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美好愿景，更是秉承“人民至上”的大国在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时该有的底气。针对农村耕地撂荒问题，去年5月，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及时发出倡议，号召全省机关党组织强化党建引领，广泛发动在职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并率先在霞浦县盐田乡西胜村认筹认种10亩抛荒耕地，以实际行动保障粮食安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很快，一片片杂草丛生的抛荒耕地，迎来了一批批“城里的主人”。活动迅速得到省直单位广泛响应——省直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踊跃参与志愿活动，主动对接单位挂钩联系的县（市、区）或驻村干部，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不同路径，认领“责任田”。省人大机关、省纪委监委、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等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带头认筹认种，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以“头雁效应”推动全员积极参与；省工信厅、省公安厅、省民政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林业局、团省委、省妇联、福建日报社等通过开展主题党日、志愿服务、工青妇活动等方式，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劳动体验教育，并以出资委托代耕、包干劳作等方式参与粮食生产；省司法厅、省信访局、省科协等单位分别通过系统带动、主动对接单位挂钩联系的县（市、区）或派出的驻村干部等方式认领抛荒耕地；省市台港澳办与台港澳系统、同胞、企业联合认筹认种“台港澳示范田”，积极探索闽台融合新模式；中央驻闽单位和央企也纷纷加入，福州海关、国网福建电力公司、福建电信、福建联通等履行“国家队”的责任和担当，主动认筹认种抛荒地。省农业农村厅加强政策统筹和把关，大力指导基层复耕复种，开展农业生产。

　　在省直机关带动下，市、县两级机关单位纷纷行动，掀起党员志愿认筹认种热潮。宁德、福州、莆田、南平、三明、漳州、龙岩以及屏南、蕉城、霞浦、晋安、永泰、永安、尤溪、平和、华安、仙游等市、县党委直属机关工委会同组织、农业农村等部门，发动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商会、“两新”组织以及在外乡贤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通过机关单位带动社会各界、机关党员引领家庭成员，凝聚起志愿活动的强大合力。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志愿者在霞浦县西胜村认筹认种抛荒地上挥锄耕作。摄影：邱炜

　　助农惠民，“四下基层”见事见人

　　八闽的盛夏，骄阳似火，却阻挡不了机关党员奔赴“自家田”的热情。

　　省直机关党员干部积极践行“四下基层”，纷纷走出办公室，下到田野中，与农户同劳动、话家常，感受农耕苦乐，宣传扶农惠粮政策，推动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帮助农村农民稳收增收，与基层群众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省文旅厅通过党员独自认种、众筹认种、支部结对认种、单位定点认种等多种方式，开展支农助农活动；省市场监管局通过开展扶农惠粮政策宣传、助农产品推广消费等活动，用实际行动帮助农民稳收增收；省海洋与渔业局结合行业特点，开展“我在渔区有口塘”志愿活动，通过认养虾塘，进行技术指导、渔事劳作，进一步走近农民、了解农村、推动渔业发展。

　　认领乡间“一亩田”，更要深耕一份“责任田”，种下去更要管得好！全省各级机关持续跟进认种后续服务，多措并举，在“长效”“实效”上作文章。宁德市县两级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提供良田挑选、下单付款、售后跟踪等一站式服务，成立“粮耕保姆站”，全力解决耕作难题。同时筛选组建了21支农技服务队，不定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送技上门”服务。莆田市出台“稳粮发展12条”措施，以财政投入引导撂荒地整治扶持。同时成立由党员担任田长的“红色护田员”服务队，多渠道培育农产品伴手礼品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南平市强化政策协同和资金保障，引导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参与撂荒地认筹利用工作，走好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德化县在党建引领、政策叠加、国企助力上下功夫，打好服务保障“组合拳”；平和县号召党员干部“以当年带头开山种柚的干劲带头开耕种粮”，做到“认种与助农”结合、“开耕与护绿”结合、“引领与聚力”结合。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不断完善“认、种、管”模式，优化个性化定制内容，帮助指导发展优势特色农业。

　　助农惠民，见事更要见人。各级机关在认筹认种中，紧密结合开展“四下基层、福行八闽——尊老爱幼、扶困助残”活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疫情影响下中小微企业发展、农产品销路、农民就业、乡村治理等农村实际情况，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每到一处，机关党员都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开展慰问和扶助，及时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中，机关党员与基层群众拉近了距离、密切了感情，进一步树牢党的群众观点，走好党的群众路线。

　　“我们希望通过引导全省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四下基层’，将认筹认种志愿活动作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长效机制、实施机关党建‘三提三效’行动的重要抓手，不断健全完善活动机制，帮助农村农民稳收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让机关党建“三级联动”在助力乡村振兴、助农惠民中焕发新的生机！”省直机关工委负责同志介绍。

　　“沉睡”的土地被唤醒，农人们不再望“田”兴叹，而是对每寸土地、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

　　省直和宁德市直单位党员在“蕉城良田”认领开耕活动中进行插秧比赛。阮传龙摄。

　　蓄势赋能，振兴乡村稳扎稳打

　　稻谷飘香季，颗粒归仓时。由全省各级机关党员认筹认种的农田已是稻谷金黄、瓜果飘香，万亩抛荒地迎来夏秋好收成！本周初，认筹认种抛荒地上产出的300袋“西胜大米”，经过简单加工和包装，就要分送到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的手中。“机关党员干部到乡间认领抛荒地，提高了村民种地积极性，收成比往年更好了。”霞浦县盐田乡西胜村党支部书记肖风望着丰收景象，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和霞浦县盐田畲族乡西胜村的丰收情景一样，八闽大地处处呈现喜人丰收景象。“嚓嚓嚓”，沉甸甸的稻穗应声倒下；“嘭嘭嘭”，黄澄澄的谷粒欢快地蹦开。看，田间地头那一个个挥汗如雨、收割打碾的忙碌身影，可不只是勤劳质朴的农民，更有来自全省各级机关的党员干部。

　　看到数月前亲手插下的秧苗已又青又壮，机关党员们喜上眉梢。恰逢水稻拔节长穗期，大家头顶烈日，脚踏黄土，和村民们一起挽袖卷裤，挥镰割草，干劲十足。“因为是自己认种的地，洒下了汗水，所以倍儿有感情！”朴实的话语道出不少人的心声。

　　土地抛荒，是近年来不少农村面临的共同难题。机关党员干部通过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用实实在在的耕耘“汗”卫粮食安全，切实盘活了农村弃耕抛荒田，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激发了全社会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热情，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上杭县上早康村驻村第一书记程清华高兴地说，认领认种不仅盘活了村里的抛荒地，而且村里一年将增加12万元的毛收入。“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在抛荒地复耕和机关干部助农之间搭起了一座桥，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开拓了新的作为空间。

　　新形势下，如何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搭建更多这样的联络桥梁值得深入思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增加群众收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的不竭源泉。各级机关通过“插秧节”“开镰节”“丰收节”等农耕活动，帮助乡村策划组织开展春耕秋收等农事体验，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延伸产业链，做优“田间经济”。民宿、摄影、研学、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不仅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有效促进农旅、文旅融合，也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激活了乡村振兴引擎。

　　健全和落实挂钩帮扶机制，进一步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在认筹认种过程中，省直各单位以“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为纽带，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机关部门单位挂钩帮扶、乡村振兴指导员、科技特派员和驻村第一书记等制度机制要求，立足机关职能，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人才优势、智力优势、资源优势，加大调研指导力度，主动帮助挂钩帮扶单位加强党建、谋划项目、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协助解决乡村振兴、农业生产、项目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落实落细挂钩帮扶任务，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凝聚起更大能量和推动力。

　　省市场监管局党员干部在古田县薛后村体验金秋割稻，感受丰收喜悦。摄影：徐丽玲

　　党建引领，红色教育如火如荼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福建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资源多、革命先辈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具有独特优势。”

　　针对一些机关党组织开展党员教育存在的“党性”“党味”不足、内容形式单一、创新不够等情况，省直各单位充分发挥我省红色资源“三多”的特色和优势，把开展“我在乡间有亩田”志愿活动与加强党员党性党风党纪党史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方式，让机关党员干部在重温红色记忆中接受对党忠诚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强化党性锻炼，切实把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写在田间地头上。活动开展以来，省直机关党组织到“一亩田”所在地农村开展“忠诚在心、岗位奉献”红色记忆主题党日活动300多场次，进一步丰富了机关党组织“三会一课”的内容，活跃了活动形式，又增进了党员教育的实效。

　　机关党建只有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到“新、活、实”，党的工作才会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才能找准定位、增强活力、发挥作用，才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机关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我在乡间有亩田”活动中很多党员发自内心的体会。在认种认领过程中，各级机关党组织立足机关党建“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的核心职能，把握共产党人“为民造福”这一根本宗旨和最大政绩，积极探索不同路径，找准机关职能与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结合点。通过党建引领，广泛开展机关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深化“机关+农村”结对共建工作，强化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载体共创、资源共享，带动市、县机关干部深入基层为民服务，做到系统带动、上下联动，使直接联系农村群众、服务乡村振兴成为全省机关的共同行动。

　　仓禀实，天下安。“我在乡间有亩田”党员志愿活动的火热开展，让干部长才干、群众得实惠、乡村添活力，取得较好效果。机关党员干部表示，通过认领一亩地，躬耕一方田，真切感受到唯有沉到一线察实情，扑下身子真为民，想方设法创造条件，用心耕好职责所在的“一亩三分地”，才能在时代滚滚的洪流中，砥砺初心，勇毅前行，在“为人民服务”中成就更好的自己和更有价值的人生！

　　党旗耀八闽，党徽映初心。八闽大地，田间地头，万亩绿辉映那抹红。阳光下，高扬的党旗分外夺目！胸前的党徽熠熠生辉！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