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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谢新洲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最严重罢工”令英国雪上加霜******

　　“最严重罢工”令英国雪上加霜(环球热点)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向议会提交了一项反罢工法案，要求该国关键公共服务行业在工人罢工期间维持基本功能。

　　火车司机罢工、公交司机罢工、邮局投递员罢工、医护人员罢工、教师罢工、公务员罢工、边境管理局罢工……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沸腾的英国各行业“罢工潮”，2023年并未出现缓和态势，反而愈演愈烈。英媒引述英国一名工会领导人的话称，由于没有任何一方愿意让步，席卷英国的罢工浪潮可能将在2023年持续很长时间。

　　罢工浪潮不断蔓延

　　新年伊始，此起彼伏的“罢工潮”继续困扰英国。

　　英国公共和商务服务联盟近日宣布，由于生活成本危机与薪酬争议，其约10万名成员将在2月1日举行罢工。英国公共和商务服务联盟是英国第六大工会，其大部分成员为英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英国救护车工作人员、苏格兰中小学教师等群体也相继举行罢工。英国全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则表示，工会与雇佣方距离达成协议还有很长距离，铁路工人的罢工还将长期持续。

　　自2022年下半年以来，在英国通胀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推高生活成本等背景下，护士、救护车工作人员和铁路工人等多个群体纷纷罢工以要求提高薪酬和福利待遇，导致英国的铁路交通、机场运输、邮政服务等相继陷入瘫痪状态。

　　路透社指出，英国面临的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最严重的罢工，再加上两位数的通胀率，英国目前一片颓势，生活水平正以自20世纪50年代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

　　进入2023年，情况并未好转。英媒报道称，1月4日，英国铁路工人以为期一周的罢工拉开了新年的序幕，最新一轮的罢工活动影响数以百万计民众的通勤，使他们难以重返工作岗位。护士和救护车司机则计划在1月稍后时间举行罢工。英国最大的护士工会皇家护理学院透露，将于1月18日和19日罢工两天。

　　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医疗系统的罢工非常罕见。在此之前，英国皇家护理学院在其106年的历史中从未召集过罢工。救护车罢工也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此类行动。

　　1月9日，英国政府多名部长级官员分别与相关工会会面，试图结束从医疗到交通运输等各个行业的罢工浪潮。其中，交通大臣与铁路工会会面，教育大臣与教师工会会面，卫生大臣与代表救护车工作人员和护士的工会会面，但相关工会对谈判结果并不满意。

　　经济疲软应对乏力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英国‘罢工潮’持续不断的深层原因在于，近十几年来，英国受欧债危机、‘脱欧’、新冠疫情等影响，经济增长乏力。同时，英国保守党政府长期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公共服务部门支出捉襟见肘。近10年来，英国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停滞，许多行业员工入不敷出。目前，各行业工会加薪目标与雇主能接受的目标相距甚远，例如英国护士要求19%的加薪幅度，但英国政府只同意加薪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显示，自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三季度，英国经济下降0.4%，表现远差于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的累计增长3.7%。

　　一边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一边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金融时报》报道称，2022年11月，英国的食品通胀率为16.6%，创下45年来新高，预计英国国家统计局随后公布的2022年12月食品通胀率还会继续升高。由于生活成本飙升，2022年12月上半月，有45%的英国人不得不削减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采购。英国食品行业预计，英国家庭将迎来“艰难的又一年”。

　　“近10年来，考虑到通胀因素，英国一些行业的工资实际是负增长的，民众的钱包普遍‘缩水’。具体到在此次‘罢工潮’中的一个主要群体——医护人员，新冠疫情持续近3年，病患积压，英国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实际很大，非常疲惫。再加上‘脱欧’之后，英国医护等公共部门本就面临人手紧缺的问题，进一步增加了在岗人员的工作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工资始终没有明显增长，民众不满情绪日益强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曲兵向本报记者分析称。

　　英国一家独立医疗智库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脱欧”加剧了英国医务人员短缺状况，导致几大主要专科领域的医生数量比预期少了4000余人。而皇家护理学院在此前罢工中抗议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长期人手不足。

　　英国首相苏纳克近日表示，愿意讨论为护士加薪的问题，以结束近期加剧医疗服务系统危机的“罢工潮”。苏纳克说，政府希望就护士的薪酬问题进行合理、诚实、双向的对话。

　　“面对‘罢工潮’，英国政府并非不想做出妥协，而是有心无力。在经济增长疲软的背景下，英国财政本身就存在巨大‘窟窿’。从2022年11月英国财政大臣发布的政府秋季预算案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间，英国政府主要考虑的仍是如何缩减开支。因此，目前英国政府对民众只能采取一些安抚措施。”曲兵说。

　　冲击社会加剧动荡

　　持续不断的“罢工潮”给英国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

　　据报道，1月7日，数万名英国铁路工人继续举行罢工。持续的罢工导致英国铁路运输只有约1/5的车次仍能正常运行，约一半的铁路服务网络中断，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铁路全天停运。英国铁路网公司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减少乘坐铁路交通出行。

　　1月11日，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约2.5万名救护车工作人员再次举行大规模罢工。罢工期间，仅心脏骤停等严重危及生命的情况才会立即得到紧急救护服务。

　　“‘罢工潮’将造成英国雇员和雇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社会进一步动荡不安，同时也会加剧社会分化，使英国本就艰难的经济恢复更加困难。”闫瑾分析称，英国工人工资下降，家庭收入大幅缩水，高通胀可能会比其他国家持续更长时间，英国有可能面临七国集团中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近日，《金融时报》对英国101名主要经济学家进行年度调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由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引起的通货膨胀冲击，在英国的持续时间将比其他国家更长。他们认为这将迫使英格兰银行维持高利率，并迫使政府“实施更紧缩的财政政策”。经济学家预计，已经开始下降的英国GDP将在2023年继续下降，英国将面临七国集团中最严重的衰退和最微弱的复苏。

　　经合组织也预测称，2023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0.4%，2024年将仅增长0.2%，这将是发达国家中最严重的衰退。

　　彭博社引述英国工业联合会的警告称，除非政府在投资税减免、不断萎缩的劳动力方面采取行动，否则英国经济将面临“增长停滞的十年”。英格兰银行更预测，英国或将陷入“百年来最漫长的衰退”。

　　“英国只有推动经济增长，才能创造更多财富和就业，进而提高英国民众的工资待遇，从根本上解决‘罢工潮’，但这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目前，英国民众整体士气低落，‘罢工潮’可能进一步加速英国经济衰退。”曲兵分析称，值得注意的是，受乌克兰危机以及能源危机的影响，欧洲其他国家当前普遍日子都不好过，类似的罢工行动也时有发生。如果欧洲各国政府不妥善解决，某些民粹主义政党可能借机挑动民意，助长民粹主义的扩散。

　　严瑜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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